生猪存栏出栏没有减少 猪肉价缘何越来越难调(2)

　　“在本地生猪供应缺口仍然高达40％、外省生猪调入逐年减少的背景下，大力推进重点生猪养殖场建设，对于加快广东生猪产业升级步伐，保障生猪供给稳定和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必由之路。”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规模化养殖的猪种90％以上系国外品种，这些猪吃的饲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目前，豆粕基本上依靠进口，一旦玉米失守，中国餐桌将不保。

　　　猪种阴谋

　　“国外的猪种研制，是围绕原料展开的。我国规模化养殖的猪种90％以上为洋品种，这些猪吃的饲料原料主要是玉米、豆粕和麸皮。目前，除了豆粕基本上依靠进口外，玉米每年也有数百万吨的进口，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一旦玉米失守，中国猪价将无法控制。”8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厦区养猪协会会长、武汉金龙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贤忠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名自称从17岁就开始养猪的职业养猪人，雷贤忠从帮家里养猪起步，他先后担任过外贸猪场的场长，办过屠宰加工厂，再到率先在同行中成立专业养猪管理公司，20多年来，雷贤忠始终没有离开过生猪行业。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雷贤忠考虑问题似乎比别人都看得远些。

　　“国家一定要警惕国外的猪种阴谋，下大气力开发适合中国养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猪种。否则，我们的餐桌将被发达国家控制。”雷贤忠告诉记者，当前，除了个别猪场出于品种保护目的，还在坚持饲养一些地方优质猪种外，我国猪种市场基本是洋猪种（杜洛克、长白和大约克，简称杜长大）一统天下。

　　据雷贤忠与河南太平种猪繁育有限公司董事长贺保禄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国外对于猪种的出口是有限制的，一般来说，冠亚军品种是不允许出口中国的。

　　“目前，我国进口的洋猪种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三流猪种。”雷贤忠说，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检验目录里以前没有蓝耳、伪狂犬等疫病检验项目，导致这些在国外流行多年、我国原本没有的疫病被大量带入我国，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严重影响了养猪业的健康发展。

　　对此，亚洲猪病学会主席、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陈焕春院士早在2007年就曾指出，当前国内猪病越来越复杂的原因之一在于，从国外引良种、调种频繁。随着国外良种猪的不断引进，猪病也随之传入国内，以至“万国猪病荟萃中国”。

　　　饲料危机

　　“猪种的控制还不是最可怕的，国外的最终目的是控制饲料原料，从而控制中国餐桌。”雷贤忠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养一方猪。”雷贤忠告诉记者，洋猪种的一大特点是，只吃由玉米、豆粕和麸皮配比的混合饲料。我国每年出栏生猪约6亿头，以每头生猪吃350公斤饲料计算，一年就需要2100亿公斤饲料。目前，饲料的配比大致为玉米65％、豆粕22％、麸皮等其他13％，一旦玉米像豆粕一样被国外控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对此，广东省农业厅副厅长程萍8月11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

　　“上周，我带了一批广东的科学家到土耳其考察，他们的农产品基本上被跨国公司控制。土耳其的科学家对我说，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的研发体系，千万不要让跨国公司控制了农产品定价权。”程萍对本报记者说。

　　政府发放的免费疫苗，不但没有售后服务，出现问题也是索赔无门；而自主采购的疫苗，不仅能够得到厂家提供的良好服务，一旦因为疫苗质量问题给养殖户造成损失，索赔起来也比较容易。

　　生猪补贴政策未能有效发挥作用

　　“你是北京来的记者，我才敢跟你说实话。”8月6日，在湖北省浠水县养猪协会兽药经营部，现年57岁的罗田县匡河乡毛家河村村民方东海在看过记者的证件、留下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后，郑重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方东海从20岁起，就开始养猪。为了养好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还自费到江西丰城的一个兽医专修学校学了一年的兽医，回乡后不但通过了罗田县组织的兽医考试，还当上了（匡河）乡里的兽医师。乡镇机构改革后，他被买断工龄，回到家乡重新养起了猪。前前后后加在一起，他养了不下20年的猪。

　　“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基层畜牧部门太乱。”方东海告诉本报记者，2006年，他响应政府号召，扩建了猪场（150头规模），当时政府（畜牧部门）说好给予1万元的补贴，直到现在也没拿到1分钱，而当地一些与畜牧部门有关系的，随便弄个猪场，就能拿到几万元甚至是几十万元的补贴款。

　　“国家立即停止各种生猪补贴政策，把这些钱用到疫苗的研制和猪种的开发等科研上，而不要浪费在支持猪场建设等上面。”8月5日，监利县恒发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少华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支持生猪标准化规模饲养场建设等生猪扶持政策，完全是个错误的政策，不但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还为基层畜牧部门腐败提供了机会，也给像他们这样实实在在养猪的养殖户带来了不公平。

　　邓少华告诉记者，3年前，他的猪场进行了改扩建，按规定可以得到数十万元的政府补贴，但直到去年，才在县政协主席的大力帮助下（记者注：邓少华为监利县政协委员），拿到了20万元的补贴款。

　　“3年时间，不说其他的，光车子跑的汽油费就不下数万元。”邓少华说。

　　免费疫苗致猪场损失300万

　　“生猪强制免疫政策就更是害人的政策。”邓少华告诉本报记者，2010年7月，他的猪场在使用了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后，全场280多头能繁母猪全部流产，另外，还导致80多头母猪、1000多头育肥猪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超过300万元。

　　“我是第一个打的（免费疫苗），但没有像邓少华那样一次性全部打，而是试探性先给一部分猪打，结果打了（免费疫苗）的，死的死，病的病，不打的反而没事。”监利县永鑫养猪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监利县永固养殖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敏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得知邓少华的猪场出事后，他立即通知村里其他的养殖户不要使用政府发放的免费疫苗，结果这些养殖户的猪场都平安无事。

　　“我们自始至终从来都不使用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所以在近些年猪病频发的情况下，我们饲养的生猪发病率明显低于其他猪场。”8月3日，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吴易得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

　　吴易得认为，国家免费提供疫苗不是个好事情。在中国，只要是免费提供的，就没有责任心，就容易出事。

　　不敢使用是因为伤不起

　　“你可以去问问养殖户，谁敢用免费疫苗？有几个人在使用免费疫苗？我们都是按畜牧部门的要求，填好报表，领好疫苗，拿回来浇上汽油一把火烧了。”8月10日，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养猪协会会长、武汉金龙畜禽有限公司董事长雷贤忠对到访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不能说国家的政策不好，关键是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雷贤忠告诉记者，疫苗除了本身的质量问题外，还涉及包装、运输、保存等诸多环节，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了差错，对养殖户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为什么不用？因为养殖户伤不起啊！”雷贤忠对记者说，撇开政府采购的免费疫苗到底有多少效果不说，设想一下，如果养殖户使用了政府提供的免费疫苗，达不到预防效果，导致猪死亡，作为企业，敢向政府部门要求赔偿吗？

　　“而到市场上自主采购的疫苗则不同，一旦因为疫苗原因给养殖户造成损失，养殖户不仅可以向疫苗经销商索赔，也可以向疫苗生产商索赔，所以，他们不敢乱来。”雷贤忠说。

　　雨润集团就是这样的企业之一。

　　在红安论坛上，网友“情系红安”发帖称，经过三年多时间的耐心等待，号称投资2．8亿元（实际只有3000万元）的雨润集团红安汉鹏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在湖北省各级领导的关怀和红安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于2010年底建成投产。为此，红安政府无偿提供了200亩土地和3000万元配套资金。而当初承诺投资建设的两个年出栏5万头猪场，当上新集镇举债收购 （征用）400亩土地并耗资数百万元修好进场道路时，雨润集团又伸手向红安政府要500万元配套资金，遭红安政府拒绝，雨润集团便放弃在红安建猪场。

　　此外，“情系红安”列举雨润集团在红安的劣行还有：一、收购生猪时，一律要求以个人名义销售。二、打压红安生猪价格，收购红安生猪时，猪价普遍低于外地猪0．40元—1．60元／公斤。三、清明节期间，在河南出现“瘦肉精”事件无法从河南调入生猪的情况下，电话请求本地猪场救急并承诺收购价不低于每市斤7．8元，但待收下猪后，却按每市斤7．5元给予结算，并强行将猪款打入猪场出纳个人账户，而非公司账户。

　　红安汉鹏肉类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红安县城南食品工业园。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12月，红安县政府与总部在南京的雨润集团正式签订投资合作协议，雨润集团投资5亿元，在红安建设年屠宰200万头的生猪项目和两个5万头规模的绿色生态生猪养殖项目以及食品深加工项目，形成养殖与屠宰加工一条龙的生产体系。

　　为了核实相关情况，8月7日至8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赴红安进行了调查采访。

　　“是谁请你来的，是闽湖的徐总吗？（记者注：湖北闽湖畜牧有限公司是当地一家年出栏4万头种猪、商品猪的大型养殖企业，该公司在今年清明节期间应红安汉鹏要求，卖给红安汉鹏106头商品猪，总经理徐伟因不满红安汉鹏不按约定收购价结算猪款，将红安汉鹏投诉到红安县工商局。）”8月8日下午16：30许，在红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柳办公室，杨副部长在责令记者关闭录音笔后，口气很不友善地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此前的当天上午，记者曾向杨柳出示了本人的记者证和本报编辑部开具的采访函，并向其提出了采访要求。杨柳本人也亲自安排了该部新闻科科长毛红平负责联系相关部门并陪同记者在红安的采访。正是在杨柳本人及毛红平的协调下，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得以采访了红安县畜牧兽医局局长吴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