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沪：养猪产业正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原标题：危机倒逼：养猪产业转型声声急

　　黄浦江死猪事件的持续发酵，让嘉兴新丰镇上的猪农们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抉择和挑战。
　　3月13日，国家发改委曾发出猪肉跌价的蓝色预警信号，称自今年1月下旬以来，受生猪生产周期性波动，节日性、季节性消费需求减少等因素影响，生猪市场供求关系日趋宽松，价格持续走低。截至3月6日，全国生猪出场平均价格为每斤7.26元。
　　但嘉兴新丰镇镇北村的一户猪农告诉本报记者，自死猪事件发生以来，当地生猪的市场收购价格跌幅要远低于全国水平，目前每斤仅为5.6元。而在此之前，当地的生猪收购价还在6.5元/斤的水平徘徊，目前每卖出去一头猪就要比原来亏200元。
　　“出了事后，现在过来收猪的人越来越少，当地的猪农如今已毫无议价权可言，对方说多少就是多少。”新丰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
　　新丰镇这个嘉兴规模最大的种猪养殖基地，曾品尝过“因猪而富”的辉煌。从上世纪80年代养殖输出“供港猪”开始，养猪，就一直是当地最大的收入来源，一度曾占到当地农民经济收入的50%左右。
　　据当地政府介绍，目前新丰镇的生猪产能高达25万头存栏量，46万头出栏量。由于数量巨大，当地根本消化不了产能需求，每年80%-90%的生猪都是供应外省，而最主要的就是上海、苏州和南京地区。
　　而如今，来自苏沪的猪贩越来越少，当地的养猪产业正面临最严峻的转型考验。
　　转型时机
　　新丰镇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我不会杀母猪，现在这种情况下，减产不理性，要撑一下再说。”嘉兴民丰村的猪农黄雨吉对记者说。
　　在邻居眼中，黄雨吉算是村里的养猪大户，建在家门口的一排猪舍里共养了300多头猪。
　　黄雨吉说：“现在猪农也比过去理性多了，以前亏了一窝蜂的全把母猪杀了，后来猪价贵了，又一窝蜂的全去抓小母猪，结果等你养大了猪肉又降下去了。养猪也要3年一看，2011年时1头猪可以赚1000元，现在虽然亏了但也熬得住。”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和黄雨吉想法类似的猪农不在少数。镇北村的一位猪农说：“要挺一挺再说，我现在的资金状况还好，因为饲料商会帮我们先期垫钱，他们把饲料拉过来让你的猪先吃，等猪卖了之后再把资金还给饲料商。所以我资金压力不大。”

　　但猪农们的这股“韧劲”或许在当下并不是件好事。新丰镇政府的一名干部说：“现在养猪亏了其实是引导当地产业升级转型的好时机，但矛盾在于，农户已经习惯了养猪，而替代的产业能不能吸引农户仍是个问题？”
　　新丰镇副镇长黄军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镇政府准备了两套产业升级方案，一是种生姜；二是养蜗牛。

　　“新丰镇有两个农业特色，一个是生猪，另一个就是生姜。目前生姜在新丰镇已经有9000多亩种地，我们称作‘万元千斤’模式，就是一亩地产出1万元以上的生姜，外加1千斤一级晚稻，这个模式我们正在浙江省内力推。”

　　“另外一个是今年年初，我带了下面10村的村长还有部分农户到周边地区去学习，发现那边的白玉蜗牛产业做的非常好，必胜客里面吃的都是这个，而且生态环保，所以我们现在希望产业对接，把原来的猪舍改建成蜗牛养殖基地。”

　　黄军说，从盈利的角度来讲，后两者与养猪的收益其实差别不大，特别是这两年生姜产业发展的很快，有的种植户收入已经很高，每亩收益的净利润已经达到1.5万-1.6万元，再加1000斤水稻，收入非常可观。

　　但黄军认为，仅此说服猪农放弃养猪仍有很大的困难，特别在观念的转变上，还有引导政策上。

　　另一位镇政府干部坦言，有些难题也并非单靠镇一级政府能够解决，相关的扶持政策和财政投入仍需要市区两级政府的给予才能办事。

　　养猪改革

　　根据规划，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一方面是引导转型，一方面是缩减产能。据当地政府介绍，2010年时他们采取的是生猪控量，但如今已转变成生猪减量。

　　黄军说：“农业专家给出的建议是，每亩地承载3头猪的废弃物，我们现在的耕地面积在5.9万多亩，所以新丰镇的生猪总数必须控制在18万头以内，但现在是25万头。”

　　目前，当地政府准备采取禁限区的方式来抑制生猪产能：从2013年起正式开始减量，将市级河道200米内、区级河道100米内、主干道100米内，统统划为禁养区，在2015年年底前把禁养区内所有的养猪户都关停。而限养区内，则严格控制猪舍的翻建和扩建。

　　除了缩减产能外，嘉兴小而散的养猪模式改革也是困扰新丰镇的另一项难题。根据《嘉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2015年前，嘉兴生猪规模化养殖比例要达到85%。

　　“规模化养猪操作起来很难。打个比方说，我把30户猪农原来的猪棚全部拆了，统一进入到牧业小区，统一管理。但是难题在于，猪农在既有的养猪模式下，都已经有自己的猪舍了，你让他推掉重来，他不愿意。”黄军说。

　　黄军的看法是: “搞这个项目，必须要先有两个主体，一个是牧业小区，一个是当地的生猪协会。这个事情政府来做不合适，必须搞一个协会，让协会去牵头组织猪农30户、50户去做这个推进。”

　　不过一大堆改革难题也接踵而至。比如，投资几百万的牧业小区谁来出资建造？“我们希望是散户集体出资，股份化运作，政府适当配套周边的基础设施建设。”

　　现有的体制规则内，可以最大利用的激励措施是：市区两级财政鼓励支付10%建设费用补贴，农户假设造100万，政府补贴10万，但最高50万封顶。

　　“把分散农户做规模养殖的模式没有先例，现在只能做探索，但我担心农户又是股东又是经营者，恐怕在最终收益分红上会很难统一。”黄军说。

　　当地政府认为，目前，规模化养殖能给猪农们看得到的好处是：1.硬件设施会更好，污染处理更简单，不用担心像现在每天被环保巡逻人员找茬；2.规模化养殖能降低部分养殖成本。

　　“总之，农户都是很现实的，有好处他就干。所以作为政府来说，我们现在最希望的就是能够有一个好的起步案例。”黄军表示。